暖经济

　　对身处北京的报刊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之冬。

　　11月9日,绵延数月的《财经》之变,终于以胡舒立携团队离开收场。

　　而一年前甚至更早,作为中国新闻时事报刊中第一个走市场化的都市报,《京华时报》就发生过类似的震荡。它在当时遭遇的问题,以及8年来的经营和经历,给后来者提供了参考的样板,同时它也是某种暗示或启迪

　　《京华时报》的转制样本

　　5年前,财富正在迅速膨胀的《京华时报》,遭遇到曾经精诚团结的创业团队开始分崩离析的局面。

　　2004年6月,一手将《京华时报》发行量提升至北京首位的副总经理谭军波离职,去往重庆。三年之前《京华》创报之际,因谭军波在发行领域的名气与能力,社长吴海民特意将其从广州请到北京参与创办《京华时报》。“开始的时候,谈过个人持股。最初的时候甚至谈到了细节,说过要成立一个发行公司,拿出11%的股份给个人。但是没做成。”谭军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最终分离的原因,“后来发展太快了。盈利以后如果再给个人设计股份,就有点瓜分国有资产的嫌疑。”

　　舍弃正处级待遇与谭一道从广州到《京华时报》任总编辑的朱德付,在谭离开的同一年,重新回到了《人民日报》编制内。彼时,《新京报》创刊不久,朱德付在一次报社内部讲话中说,“有了竞争对手,我们内部才会团结。”

　　去年10月,朱德付辞职。社长吴海民兼任总编辑。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关于《京华时报》内斗的八卦消息甚嚣尘上。自此,曾经被聘来参与创业的编辑部高层大多离职。之后一年,同样市场化极为成功的杂志《财经》,又一次上演了更剧烈的“编辑部集体出走”事件,引起业界强烈关注。而《京华时报》的震荡却好像没有给业界带来警醒和启示。

　　媒体成熟后的经营瓶颈

　　2001年,《京华时报》创报,以注册企业法人的形式成为时事新闻类报纸中首位“吃螃蟹者”。8年间,市场化经营带给了这张报纸更多的活力和利益,他们也遭遇过无体制保护下的市场肃杀;4年前,这家报纸就经历过《财经》正面临的因“理念”和“利益诉求”不合导致高层创业团队先后离职。

　　谭军波、朱德付带着职业媒体人未解的体制难题离开。而创业者的离开并没有改变《京华时报》既有的格局。

　　如今,《京华时报》又一次率先站在下一个媒体的拐点——报社打算将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一起,整体上市。《京华时报》期盼着资本市场能让自己突破“天花板效应”的束缚,并由此改变媒体经营中的诸多人事权力管理难题。

　　《京华时报》已连续盈利超过三年,满足上市门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过上市,但是上市需要增资扩股,这样就会稀释我们的股权。政策上是不能允许的,上级主管部门对报社的要求是要绝对控股,决不能稀释。”吴海民这样描述报纸上市时遇到的障碍,“这一步没有做成。”

　　《京华时报》选择采编与经营打包集体上市的方式,而非已上市媒体所选择的剥离经营部门单独上市的做法。到目前为止,采编部门上市在中国传统媒体中尚无先例。“如果单独让经营部门上市会有很多麻烦,会牵涉到关联交易,证监会是不允许的。”总经理罗春晓说。采编作为报纸的核心内容部门如果未能参与上市,将无法得到股东的信任,这也是那些经营部门单独上市的媒体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并不理想的一个原因。

　　但作为意识形态性极强的时政类都市报,采编部门上市十分微妙。吴海民说,他能感觉到政策向宽松方向的发展。但现实中仍毫无迹象表明绿灯将会出现。《京华时报》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犹如八年前创刊改制时一般。

　　时至年末,《京华时报》于今年整体上市的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争取明年吧。”社长吴海民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说道。

　　扩张的体制难题

　　《京华时报》盈利后的难题不是仅有上市无门一个难言之隐。

　　事情要从非典结束后京华开始盈利说起。

　　突如其来的非典令那段时间广告主投放媒体的广告几乎为零,这份刚在市场中起步的报纸举步维艰,但同时减版减发行也降低了一份报纸的运营成本。非典结束后,创刊三年的《京华时报》伴随广告主的反弹,广告和发行开始攀升。

　　2004年之后,有投行背景的罗春晓任《京华时报》总经理。他发现“那时候报纸没什么竞争,管理模式比其他行业相比差太多”。于是他依照公司化管理的模式,设立了严格的预算结算制度,他给广告业务员制定了基本完成份额,同时控制发行数量,甚至报纸的版数,因为版数直接影响成本。同时他根据《京华时报》的读者特点,把广告市场从一直依赖的保健品逐渐转向三大家电卖场。

　　盈利后的《京华时报》广告增长额迅速攀升,直至以亿计数,很快就以年收入3亿元的广告额进入全国报刊广告16强。《京华时报》开始寻求扩张。收购其他报纸,形成向全国进军的都市报网络成为理所当然的首选方式。从2002年开始,社长吴海民就开始寻求北京以外的市场,盈利后更加大了扩张的决心。

　　他先后接触天津的《大众生活报》《渤海早报》,上海的《上海青年报》以及广西、湖南等地的都市报,甚至想要收购人民日报系统内部报刊;除此之外,他们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商洽谈了两三年想开设都市之声频道。但5年来,这一系列扩张计划全部以失败告终。

　　体制不同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对方公司化是收购的前提。作为企业的《京华时报》无法与仍为事业单位的其他报刊衔接。各类具有事业单位编制的报纸均有为其输血的主管部门,他们并不急于将自己推向市场。除此之外,《京华时报》还需要顾及投资方北大青鸟集团是否同意收购新报纸的意愿。当年,北大青鸟集团入股《京华时报》,二者各占五成股份。

　　第一个进市场吃螃蟹的报纸

　　1999年的最后一天,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家饭馆里。三十几个有着事业单位编制的报人吃了一顿有些悲壮的午餐。自此之后,他们曾供职的、由国家拨款的《中国引进时报》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名叫《京华时报》的市场化都市报。这些事业单位的员工要么选择分流,要么选择进入市场搏杀,别无他途。

　　“行业机关报的时代结束了。”在那顿“散伙饭”之后,吴海民向员工如此感慨。彼时,吴海民受命对《中国引进时报》进行市场调研,商讨转制举措。在那之前,《中国引进时报》隶属国家外国专家局,为该局拨款的机关报,报社内有几十名事业单位编制的员工。1998年初,该报通过邮局面向全国征订,只发出700份,其中500份为赠送。第二年,外专局机关决定停拨办报费,与此同时,中央也发出决定,要求各部委原则上不办机关报,原有报纸可划转到党报或党报集团。

　　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开始与其接洽,于2000年11月决定接收,并计划将其转制为一份市场化报纸。在此前后,《人民日报》曾组织对《中国引进时报》改版一事的市场调研,由吴海民负责。

　　彼时,北京的报纸数量已达到200余家,大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北京已无立足空间。但经调研分析后,吴海民发现200余家报纸除党报党刊、以及各类周报之外,具有竞争实力的都市报只有《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以及《北京青年报》。由此,《人民日报》方面决定将转制后的报纸定位为北京市场的都市报。随后在具体内容的定位上,内部再次发生争论。

　　最终,经过两年市场调查,调研组向《人民日报》递交了一份上万字的报告,并配以业外融资的可行性研究以及报社管理机制的设计草案。报告中称,据抽样显示,当时北京不读报的市民近30%,周末上升为50%,除文化素质以及习惯外,现存报纸质量较低为主要原因,潜在读者达300万人。另据分析,1990年至1997年报业广告增长额为53.8%。而当时的几份都市报内容,副刊占据一半,北京市内新闻只有一个版面左右。基于此,《人民日报》决定将改版后的《中国引进时报》更名为《京华时报》,主攻北京市内新闻。

　　报纸定位完成后,开始了从无先例的融资工作。在此之前,大多数向市场化转型的媒体均以企业赞助,成立理事会的方式进行,模糊的体制导致这些媒体最终均与资本不欢而散。“那是太麻烦的一个事情。”8年后吴海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回忆说。办公室一角放着一幅书法作品:京城第一报。

　　在与数十家资本公司谈判未果之后,北大青鸟集团正式与《京华时报》接洽。彼时的北大青鸟正面临投资的转向。“我们想别都把钱投在互联网的泡沫里了,所以转投传统行业,包括传统媒体。”《京华时报》现任总经理、当时任职于北大青鸟的罗春晓这样说。

　　经过拉锯式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由北大青鸟集团出资5000万,双方各占50%股份,《京华时报》方控股,任董事长职务。在罗春晓看来,“等于是北大青鸟借给《京华时报》2500万,如果生意做赔了,钱就不要了。如果赚了,那2500万从第六年再开始还。”罗春晓说。

　　“很多人认为上面不允许报社注册为企业。但是注册前我都问过领导部门,都同意。”吴海民回忆。2000年11月,吴海民在国家工商总局将《京华时报》注册为企业法人,成为第一个尝试企业体制的时事新闻媒体。

　　媒体人的明天与市场无关

　　一切就绪后,社长吴海民南下广州,邀请供职于南方报系的朱德付、谭军波北上创业,分别担任总编辑和副总经理。“那时候北京的都市报水准和广州相比,差五年。所以我们也看好这个市场。”朱德付说。北上创业的高管实行年薪制,朱德付当时以年薪24万受聘,与在广州时的薪水相比,翻了一番,但正处级待遇全部取消。

　　和高层团队一样,《京华时报》所有员工除社长吴海民是主管单位《人民日报》委派外,均为聘用制职工。“北大青鸟集团注资,最后咬死的一条原则是必须全员聘用。”吴海民回忆。新体制逼迫他们放弃原有的行政级别以及一切事业单位待遇,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前途未卜。

　　在创刊前两年左右的市场调研和谈判期间,原有体制内的三十几名事业单位员工,部分已经分流到国家外专局,另有几人参与《京华时报》创刊后的选聘,但因自身能力原因落选。原体制内仅少数几人经重新应聘加入新团队,一切行政级别全部作废。一些人曾围堵社长办公室,要求保留事业单位待遇,但最终未果,郁郁寡欢地离开。

　　朱德付和谭军波将广州的都市报运作方式移植北京。一边大量发掘原创性市井新闻,让报纸回归新闻纸;另一边建立了“蝗虫”一般的发行队伍,大面积扑向零售市场。作为总编辑的朱德付带领着一百多名刚刚学会电脑的准记者,迈出北京本土都市报的第一步。

　　三个月后,被认为“水准极其幼稚”的《京华时报》在一片质疑声中成为早报零售量第一。

　　而当《京华时报》大规模进入市场的时候,并无太多广告商青睐这份新报纸。缺少体制输血的报纸在半年内烧完了先期投资。“有一段时间,发行队伍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时任副总谭军波回忆。在北大青鸟的担保下,《京华时报》向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贷款3000万。

　　报纸终于因庞大的零售量开始被保健品促销广告青睐。但好景不长,非典袭来,所有商家关门闭户,消费指数一路下跌,广告成为奢谈。“最困难的时候账面上不到200万。欠人家纸费和印刷费近2000万。整体差不多亏损一个亿。”总经理罗春晓说,“非典再持续三个月我们就没戏了。”

　　否极泰来。非典过后,广告报复性增长,《京华时报》由此走上盈利之路并逐渐成熟壮大。然后巨大的利益在成就了一份报纸的同时,也改变了数位媒体人的命运。如今,除吴海民至今仍担任社长一职外,创业高层均散落各处。

　　因《京华时报》一仗成名的发行狂人谭军波,离开京华后辗转全国六家媒体,现落脚《东莞时报》任总编辑,游侠般漂泊后他再次进入体制内任国家干部。“想在主流媒体做内容,还是要回体制内。”谭军波感慨,“《京华时报》的机制很先进,但是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个人持股。大的机制没有改变,下面的机制再推动也没有用。”

　　他的好友朱德付,在2004年重回《人民日报》体制,四年后,再度出走,辞去副局级待遇,自筹资金与朋友创办《中国周刊》。“我一揽子都辞干净了。”朱德付坐在现在的办公室里说道。他以体制外的身份创办了这本杂志,“传统媒体人能够在中年全身而退,本来就是一种体制上的进步了。”他对媒体环境的理解与谭军波的观点恰恰相反。

　　然后朱德付的儿子很快要到美国求学,他对儿子的要求却很坚决,“除新闻学之外,学什么都可以。” ★

　　北青传媒:期待编辑部上市之日

　　作为共青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青年报》至今仍拥有500个事业单位编制,但在市场化过程中,这些员工同样实行聘任制,无行政级别,按岗位决定薪酬。2001年5月,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致力于打造跨媒体集团模式。集团将经营部门与编辑部剥离,为上市做准备。三年后,2004年12月 22日,北青传媒于香港H股市场上市,成为大陆首家于境外上市的主流媒体。

　　上市之初,北青传媒原计划投资电视、网络、户外广告等领域,但因政策限制,其对电视行业的投资无法实现。现已形成“十报四刊两网”的业务规模。

　　由于编辑部未能上市,而造成很多管理障碍。首先,因为编辑部与上市公司之间不能统一规划管理,编辑部门的采编业务不会为股东考虑成本控制。其次,上市之初确定了北青传媒公司每年固定将广告刊出额的16.5%作为采编费用,比例无法更改,而随着传统报业市场萎缩,此比例已越来越无法满足采编所需。第三,由于编辑部尚未彻底转企,高层领导无法持股或者获得相应激励机制。

　　在北青报社长张延平看来,他希望能够早日出台政策,将纯粹公益性以及党报党刊外的市场化媒体彻底转为企业,并允许编辑部上市。此举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破冰一步,也是传统媒体进一步市场化发展的最好方式。

　　(资料整理/杨时)

　　体坛周报:处级干部瞿优远的谋利困惑

　　1988年7月1日,《体坛周报》创刊于湖南长沙,原是湖南体委的机关报,系统内强制订阅,发行量5000份。瞿优远时任副总编辑。

　　2003年1月,体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旗下拥有已发展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体育报纸《体坛周报》(单期创超200万份),及《足球周刊》《全体育》《高尔夫球大师》《扣篮》《户外》等十余种专业体育杂志。2008年5月,体育门户网站体坛网上线。

　　从一份地方机关报,发展为领跑中国体育传媒行业的传媒集团,报社社长、总编辑瞿优远一直是领导者、开路者,报社内部上到高薪聘请的编辑,下到普通记者,无不对他服服帖帖。《体坛周报》的企业化改革之路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报业市场化的典范。

　　2007年,湖南体育局曾希望瞿优远出任副局长,但瞿优远不想离开已经壮大的体坛传媒。2009年4月,44岁的湖南体育局处级干部瞿优远被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坊间流传的是瞿优远被调查的原因都与经济有关:在报社的改制中,瞿优远推行内部股份制,私分国有资产,并以报社的名义将钱存在老家浏阳; 以及挪用国有资产,在老家创办公司。

　　在中国,市场化媒体的最高层仍必须是体制内官员,而官员是政府的职位,企业总经理则是以谋取利益最大化为己任,两者在身份与利益上的矛盾,最终导致处级干部兼“总经理”瞿优远“因经济问题”被“双规”。

　　直到现在,关于瞿优远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资料整理/唐磊)

　　财经:胡舒立“出走”与“新生”

　　2009年11月15日,胡舒立在一手创立的财经网上发表自己的“最后一篇”博客:“将来怎么办？我当然有初步的设想和安排,但图景并不很清楚,还要再走再想再谋。”胡舒立和她创办的《财经》造就的媒体传奇就此终结。

　　很多人认为,胡舒立率团队出走《财经》这一事件,本质上与许多知名企业家一样,他们让濒临倒闭或者一穷二白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国企固有的僵化体制束缚了他们进一步发展,他们力图通过管理层持股、IPO等众多方式取得团队自身利益的实现。

　　当这条路走不通时,胡舒立选择了出走。

　　据相关人士透露,“在事件爆发之前,胡舒立曾经向《财经》总编辑王波明提出过三个要求:一是采编团队持股;二是挂靠新的单位(《财经》杂志之前挂靠在全国工商联),改变法人代表,成立新的财经杂志公司;三是引进小股东。”对于这三个条件,王波明同意了第一个,但对后两个不同意。

　　最后一次谈判的破裂则直接导致了胡舒立率团队出走。

　　现在,知情人透露说,胡舒立将创的新杂志“将根据最新的文化领域改革的精神来确定股权等一系列架构。目前除了方风雷旗下的基金外,还有联想下属的弘毅投资进入,而采编经营的核心团队将持有股份,其中胡舒立名下有5%的股份。”

　　(据公开报道整理)【作者：杨时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皮尔·卡丹商标“一女二嫁”变得愈加扑朔迷离。截至目前，法国皮尔·卡丹仍未正式公布收购方。

尽管以卡丹路董事长孙小飞为首的四温商捷足先登，率先与法国皮尔·卡丹签订收购皮具商标，并汇去定金，但接近四温商的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银行汇给法国皮尔·卡丹的收购款，法方表示没有收到。这让上海中服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中服）全部收购的可能性加大。

皮尔·卡丹商标鹿死谁手仍处于悬念中。

收购款“不翼而飞”

欲速则不达。孙小飞等四温商率先发起的皮尔·卡丹中国部分商标收购案，正遭遇突然变故。

接近孙小飞的温州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孙小飞等温商收购皮尔·卡丹商标，中间出现了变故。他们已经向法国皮尔·卡丹汇去收购款，但是皮尔·卡丹那边说没有收到付款。”

据孙小飞此前透露，卡丹路早在2009年4月27日就与皮尔·卡丹签订了意向协议，意向协议签署后，2009年5月份，孙小飞等向皮尔·卡丹支付了600万欧元的定金。随后在7月8日和9月9日，又分别签署了临时协议和正式协议。

正式协议签订后，孙小飞等人通过银行向皮尔·卡丹汇去3330万欧元收购款。但是，法方表示没有收到这笔钱，这为四温商收购皮尔·卡丹商标蒙上不祥的阴影。

上述人士表示，这笔3330万欧元款项是从温州市工商银行汇出，而银行方面也向四温商出具了钱已经汇出的证明。

这使得事情变得蹊跷起来。

此前，上海中服方面透露，皮尔·卡丹与一家温州企业于2009年7月初签署了皮具商标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商标转让总额为3700万欧元。并表示，卡丹先生早在6月份已交接600万欧元，收到的款项是以“贸易”名义从国内汇出的。

上海中服表示，从外汇管理制度而言，温州商人购买商标而汇出的款项性质应该是“投资”款，而借用“贸易”名义以规避外汇监管，实际上已经构成违规。

银行已发出汇款，但法方表示没有收到。其中存在一种可能，由于孙小飞等在向皮尔·卡丹进行外汇出境支付时，使用了虚假名义，从而导致这笔款项因违反外汇管理制度被“扣留”。

对此，本报记者多次联系孙小飞及本次收购另一重要主角温商陈小飞，但均未接通电话。

之前，在回应上海中服的指责中，孙小飞表示，收购皮尔·卡丹商标时，温州市发改委、温州市外经贸局曾专门就此召开了协调会，并明确告知不用到国家发改委进行立项审批。而打到法国的数千万欧元，亦未被外汇管理局告知不合规矩。

孙小飞最后的搏杀

2009年的皮尔·卡丹中国区商标收购战中，四个温州客和上海中服互相较劲，上演了一出出恩怨情仇。

据记者了解，为运作收购皮尔·卡丹大中国区皮具、服装、皮鞋等部分商标使用权，孙小飞等四人已在温州成立了温州诚隆股份有限公司。

之前，收购皮尔·卡丹是以卡丹路的名义出面，以孙小飞为主导。在诚隆股份公司成立后，收购主体就此变更，而收购款项也是以诚隆股份公司的名义经过银行汇出去的。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应维胜告诉本报记者，开发区已经给诚隆股份公司提供了办公楼，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然而，本报记者在开发区现场采访了解到，皮尔·卡丹采购中心项目用地尚未批下来。

当四个温州客身陷“汇款门”，孙小飞等人因付款问题使收购受阻，上海中服的机会就越来越大了。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上海中服方面表示，该公司与法国皮尔·卡丹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仍然坚持全部收购皮尔·卡丹大中国区所有商标使用权，即使孙小飞等温商与皮尔·卡丹签署了协议，也不会影响上海中服的收购步伐。“也许他们也不可能拿到部分商标。”

据了解，与四温商相同，上海中服方面也是抱团收购，其背后是20多个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一级代理商，这些代理商与上海中服多年合作下来已经有默契，其销售网络等方面较孙小飞等更具优势。

另外，尽管孙小飞等人与皮尔·卡丹签署了收购协议，但是该协议也要涉及到商标的使用权和代理权的变动，而且目前皮尔·卡丹的商标一直为上述20多家代理商经营，如何处理商标使用权买断后与代理权的冲突，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2009年12月31日    华夏时报 张旭 应辽产

记者2010年住房公积金个 人购房贷款新政出炉。今天开始，对投资投机性购房，本市将从紧掌握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人均住房面积低于本市平均水平，再次贷款购买第二套普通自住房，每 户家庭最高贷款限额为40万元；若有补充住房公积金的，每户家庭最高贷款限额为60万元，该额度比去年低了20万。

首购普宅最高仍能贷80万

上 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下发“关于2010年执行住房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对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且有两个人及以上参与贷款的 借款家庭，每户家庭最高贷款限额仍为60万元；若有补充住房公积金的，每户家庭最高贷款限额仍为80万元；只有一个人贷款的家庭，最高贷款限额仍为30万 元；若有补充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限额仍为40万元。

购二套房最限额为60万

“通 知”还提出，对人均住房面积低于本市平均水平，再次贷款购买第二套普通自住房，且有两个人及以上参与贷款的借款家庭，每户家庭最高贷款限额为40万元；若 有补充住房公积金的，每户家庭最高贷款限额为60万元；只有一个人贷款的家庭，最高贷款限额为20万元；若有补充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限额为30万元。 对投资投机性购房，从紧掌握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据悉，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人均住房面积低于本市平均水平购买第二套普通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仍继续执行不低于所购房屋总价款的20%。这些政策执行期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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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自2010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转让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所得继续实行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

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明确对“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股票转让所得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范围，应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所得一直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此次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是适应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必要举措，有利于发挥税收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阅读全文…

俞正声：今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多地依赖于房地产业，必须研究制度性举措克服对土地收入的偏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在12月21日至22日举行的上海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一年来上海房价、地价上涨过快，均处于历史高位，潜在风险加大。

这是上海首次召开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昨日，俞正声在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发布。俞正声强调，要以规划为引导，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房价过快上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安居的需要。

改变“土地财政”

俞正声指出，虽然今年财政增长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收入结构仍不合理，财政收入增长较多地依赖于房地产业。

此前中原地产的监测数据显示，2009年1月1日至12月22日，土地出让金收入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杭州、天津、广州，总金额是2007年的2倍。五城市中，上海排名第一，土地收入超过900亿元。

俞正声强调，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保障民生需求；必须研究制度性举措，克服对土地收入的偏好。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不久前警告：“土地财政”的实质是购房者通过银行将钱“借”给了政府，政府拿钱去搞基建，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土地，开发商顶着政策变化的风险参加一场豪赌，购房者则背上沉重负担。

俞正声表示，过高的房价、地价不仅不利于民生，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平稳增长也都有极大的危害。

由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接近极限，传统工业外延式发展已十分困难，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质量、品种和效益的提升艰难而紧迫，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短期内还难以显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作力度需要加大。

“住宅是民生之重”

俞正声强调，民生始终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对于市民普遍关心的就业、公交、养老等民生问题，都要着力解 决好。住房问题是上海群众，特别是年轻人最为关注的大事。推进住房体制改革和住房建设，既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也要关注民生的需求。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 定，回应各方面的愿望，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职责。

俞正声表示，房地产业是重要的支柱产业，应使其健康平稳发展，但也要看到，住宅是民生之重，发展房地产业必须与解决好居民的住宅需求相结合。在工作举措上，要积极采取多种办法，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至少开工2000万平米住宅

俞正声指出，保证每年有足够的住宅土地供应量和开工面积，这是保持上海房地产市场价格稳定的一个关键性举措。明年要保证至少2000万平方米的住宅开工面积，抓好规划落地，抓好开工建设，要作为重大措施加以落实。

事实上，上海近几年住宅的供应缺口一定程度上由于前两年的开工不足导致。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楼市开发量的历史峰值出现在2004-2005 年，这两年的新开工住宅面积分别达到2669万平方米和2486万平方米。随后逐年下滑，2007年和2008年的新开工住宅面积分别只有1634万平方 米和1762万平方米。这也直接导致了今年大部分时间里，住宅市场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市民基本住房保障问题依然被当成重中之重，加大商品房建设的同时，各类保障性住房开工量将达到全年总量的6成以上。

俞正声表示，明年要增加各类保障性和租赁住房供应量，增加经济适用住房、配套商品房、单位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的开工面积，争取开工面积占到全市住宅年度开工面积的60%以上。

俞正声要求，要加大旧区特别是危房改造的力度，这是促进经济增长与解决民生需求相结合的措施，为大部分群众所企盼和欢迎。要明确明年和“十二五”的目标，运用新的改造机制，注意处理协调好各方利益，积极稳妥地推进旧区改造。

“形成住房建设发展纲要”

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措施中，俞正声表示，要适当控制需求。对境外人士购房要严格执行原有规定，对投资性住房要按照中央政策严格予以控制，必要时辅以适当的财税政策。

俞正声强调，要大力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切实加大对违法违规、圈地不建、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的查处力度。

昨天，上海正式下发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等五部门《关于本市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从税收信贷政策调 整、加大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四方面采取措施，遏制地价、房价过快上涨。其中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将上海去年年底出台的一系列 财税优惠政策取消，以防止楼市的投机化倾向。

俞正声强调：“我们要切实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市住房建设发展纲要，对未来住房建设明晰方向、明晰性质、明晰目标、明晰政 策，广泛征求意见，形成全市上下的共识，并作为我们‘十二五’住房建设的方向；要以规划为引导，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房价过快上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安居 的需要。”

上海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五个必须”

一是必须在发展中实现转变。比如，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就要着力在金融、航运、贸易及生产性服务中寻找新突破，不断拓展服务业新领域新空间，提升服务 业辐射功能，发展高端型、总部型、离岸型的服务业，发展服务外包和文化产业，以及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新领域新空间。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就要着力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寻求信息产业的新发展，占领新能源、新材料的新高地，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捕获新机遇，加快产业化进程，不断形成新的增量。加快推进郊区城镇 化，就要着力推进一批新城和新市镇建设，紧密结合轨道交通网络、大型住宅区和试点城镇建设，疏解中心城区过于密集的人口和功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 城市发展的新空间。

二是必须在扩大开放中实现转变。作为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发展必须放到经济全球化和全国发展大局的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必须在扩大开放、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实现上海经济转型升级。要 充分利用明年举办世博会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努力使世博会成为推进上海发展转型的契机。要下决心调整外贸发展方式，逐步扩大高新技术产品、装备制造产品和 服务贸易的比重，大力发展离岸贸易，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使上海成为中国最佳国际贸易交易地。

三是必须在发挥优势中实现转变。上海优势有很多，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智力密集，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多、各种教育资源丰富，有利于形成科技创新、文 化创意的氛围。二是开放度高，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重要窗口，与长三角和长江沿岸城市联系密切，具有广阔的腹地，有利于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三是商 务环境好，商业发达、交通便捷、信息畅通，特别是上海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商业习惯、商业作风，讲规矩、守信用、做事精细。四是有“四个中心”建设的国家 战略和中央政策强有力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发挥好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转化为上海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资源、政策和环境，扬长避短，走出一条具有上海 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发展道路。

四是必须在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中实现转变。人民生活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恰恰是调 整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的重任。我们应该更好地发现、重视这些需求，不仅仅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应看到它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 内容，是检验转变发展方式成效的重要标准，把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和惠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经济发展的成果、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 众。同时，要妥善解决因生产布局调整、落后产能淘汰、旧区改造和建设中涉及城乡群众利益问题，关注新形势下出现的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二元结构”问题， 切实做好就业、安居和保障工作，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水平。

五是必须在改革创新中实现转变。转变发展方式必须以创新体制机制作为保障，转变发展方式成效不明显往往与改革不到位有关。要切实淡化“唯GDP”的目标导向，建立新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要确定一些可以衡量发展方式转变深度和广度的指标体系。

(摘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在12月21日至22日举行的上海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东方早报 记者 刘秀浩

李瀛寰

2009年12月28日，创业板第一牛股神州泰岳停牌引发轩然大波。深交所公告称，公共传媒关于神州泰岳的信息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产生较大影响，经公司申请，神州泰岳临时停牌。

神州泰岳董秘黄松浪28日表示，停牌确是由于中移动副董事长张春江被调查一事，但这和神州泰岳无关，神州泰岳将于当日下午复牌。

但当日神州泰岳并未复牌。12月28日晚，神州泰岳发布公告称，张春江一事与公司无关，神州泰岳各项业务均是通过正常而严格的招投标等合法程序，不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

澄清公告并没有消除疑虑，29日神州泰岳当日跌幅列创业板之首。号称创业板第一股的神州泰岳让股民记忆深刻。10月30日，创业板开板首日股价 暴涨至147元，成为创业板首只百元股。一个以运营飞信为主业、高度依赖中移动、2008年净利不过1亿多元的小公司，为何获得了资本市场的如此狂热追 捧？股价已经超过百元的神州泰岳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受一则传言影响而停牌的神州泰岳，与中移动有着怎样的关系？

蹊跷的上市过程

移动飞信运维支撑外包服务就是神州泰岳经营业绩的主要来源。中移动飞信业务的很多软件都是由神州泰岳开发提供的，中移动飞信机房就放在神州泰岳公司。

中国传媒大学的傅玉辉认为：“神州泰岳因为有了中移动的合作业务，才有资格成为首批创业板的公司，市盈率才能达到30多倍。过去两年间，神州泰岳每年从中移动拿走8个亿。”

2007年度、2008年度和2009年1-6月，来自中国移动飞信业务的收入占神州泰岳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9%、53%和68%，占公司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42%、75%和76%。

早在2002年，神州泰岳就尝试登陆香港创业板，没有成功。2008年尝试登陆中小板，依然没有成功。

一年后，神州泰岳卷土重来，终于如愿以偿。但除了将合同期限从一年改为三年，神州泰岳被称为“新瓶装旧酒”。

据媒体报道称，名不见经传且屡次上市未果的神州泰岳居然成为创业板发行第一高价股，在发行前夜修改财务数据和临时公布早已撤销的《保密资质》、并“戏弄”证监会与投资者的神州泰岳居然还“超募”12亿元，都令人质疑。

面对质疑，神州泰岳董事长王宁不置可否。上市一个星期后，王宁给员工放了假，自己却“劳动了一个星期，我想用劳动来压抑恐惧。”王宁说。

技术起家

手机和烟片刻不离身的王宁，被认为是“怪人”，“手机铃声就像他的冲锋号，烟则是他出发前猛吸两口的痛快”，在缭绕烟雾中，他经常“侃”晕了各色人等。

上世纪60年代，王宁出生在北京。随母亲被下放到河北，从遵化到丰润，从丰润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到沈阳，在考入河北大学前，王宁一直在“漂”。

公开资料显示，王宁曾任河北大学校团委书记、河北大学出版社社长。33岁下海，先是做中联集团的销售代理，后又到联想集团工控公司任电脑部经理；在与人合伙做生意失败后还一度到中关村的IT卖场站柜台。

但很少有人知道，王宁在任职河北大学之前，2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出国留学。

在任职河北大学期间，也任职中青联的副主席、团中央的常委。“王宁是个活动家，学哲学的，80年代出国，活动能力很强，非常能说，有组织能力。”一位与王宁熟悉的人士说。

1997年，王宁创建北京神州泰岳科技有限公司，王宁所带领的只有“硬件”经验的团队最初的选择是代理。

1998年3月，神州泰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软件事业部，代理销售CA公司的IT服务管理软件Unicenter，这个事业部就是今天神州泰岳的前身。

王宁、王国华，两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相遇了。“王宁虽然选择了软件，不做利润日趋薄弱的硬件，但软件如何起步，有点迷茫。这时，王国华拍板，“从金融行业起步，”在这位行业人士看来，对金融特别了解的王国华，为神州泰岳的发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虽然，今天在神州泰岳的股权说明书上，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王国华博士仅位列第六位，但“神州泰岳公司，可以说是‘二王’的。”知情人士说。

代理Unicenter管理软件，从金融起步，然后进入电信行业。“当时，电信部门用Unicenter软件特别多，然后，‘二王’与运营商，尤其是中移动结下了深厚关系。”

1998年，神州泰岳与当时北京移动的前身“北京无线通讯”签署的20万美元的软件合同，这是神州泰岳在电信行业的第一单。此外，神州泰岳在 IT运维服务上，仍与CA公司合作。但是，神州泰岳开始发展自己的技术实力，虽然Unicenter是个很复杂业务流程管理软件，但神州泰岳把它本地化 了，变成自己的，适合中国的环境。

所以，“后来才有逼CA退出中国市场一事，其实就是神州泰岳间接做到的，”该知情人士说，“今天，人们也称神州泰岳为‘IBM、HP的竞争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关系”铺路

“运维管理软件太专业了，反而不行，而飞信业务才打开了神州泰岳上市的通道”，上述知情人士认为，“飞信其实就是神州泰岳创意并提交中移动的，所以他们才拿下飞信业务。”

时代周报记者12月30日就此向神州泰岳求证，王宁手机无人接听，一位市场部的刘小姐表示并不知情。

正如这位业内人士所称，神州泰岳这样的公司，“中关村一抓一大把”，没有太多的技术门槛、商业模式容易被复制，这时靠的就是“关系”。

正是中移动的用户基数给了神州泰岳巨大的发展空间。但知情人士也表示，“神州泰岳致命的弱点就是授权体系，所以，中移动的风吹草动就让神州泰岳停了牌。”

业务过于单一的商业模式需要深思。事实上，一个传言已经展露了悬在神州泰岳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09年12月31日 10:45  时代周报

2009年，国内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新房销售额将创历史新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朱中一28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1-11月，新房销售额同比增长86.8%，比前10个月增幅扩大7.6个百分点。从12月的成交情况看，全年销售额同比增幅将继续放大。

从2009年2月开始，新房销售额累计增幅持续扩大。
中国证券报记者以90%的年度增幅计算得出，2009年我国新房销售额将达45735亿元。

经过调整，2008年我国实现的GDP为31.4万亿元。如果GDP同比增长8%，2009年GDP将达33.91万亿元，全国新房销售额占同期GDP的比重将超过1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新房销售额24071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为7.6%；2007年，新房销售额29902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为10.4%。

今年1-12月，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同样十分活跃，二手房的销售额大幅增长。其中，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量已超过新房。

不过，业内专家指出，二手房交易活跃度的区域性差异较大。就全国而言，二手房交易额约是新房销售量的三分之一。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曾估计，今年全国新房和二手房成交总额很可能达5.7万亿元至6万亿元。

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显著。1-11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1271亿元，同比增长17.8%，增幅比1-10月提高1.2个百分点。 券商研究机构预测，今年全年开发投资额将达3.6万亿元，同比增幅近20%，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19%；在增量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贡献逾三成。

另外，代表新房新增供应的指标也持续改善。1-11月，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达到9.7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5.8%。其中，11月新开工面积达到1.62亿平方米，较10月增长98.73%。从8月开始，新开工面积已连续4个月高于2007年同期水平。

在开发投资和新开工面积回升的带动下，房地产行业步入景气区间。11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102.78，比10月份提高0.75点，连续8个月上升。业内人士预计，房地产景气度将继续攀升。（来源：《中国证券报》）

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