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经济

女性创业潜规则之让自己的内心更像男人女人和男人在思维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让男人主导世界，女人主导家庭。世界因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合作而形成千百年来不变的格局。今天，女人也想参与主导世界，但，世界的发展和规律已经接受并按照男人的思维在发展。所以，不管你做女人如何的成功，你要想创业就必须明白，做事情的标准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女人还是男人。女人要想创业成功就得让自己的内心更像男人。女性创业潜规则之保持人与人、人与物的距离任何人做事的时候，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情感。有时过于投入会让自己迷失方向，甚至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自我灭亡。要想把握方向，掌控事态的发展就必须让自己与人、与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冷静而准确的做出判断。女性创业潜规则之超越虚荣心的责任感大多数女人的虚荣心来自美满的婚姻、嫁个好夫婿、多银、美貌、子女等。这很正常也非常的合情合理。但，对于要想自己创业的女人来说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然，所有自己创业的女人都有作为女人的不满足和缺失。既然决定创业，那麽不管处于哪个阶段，成功与否都必须有一种超越虚荣心的责任感来对待自己的事业。女性创业潜规则之宗教般的意志女人在很多时候比男人更加的坚强。比如，生病的时候；受伤的时候；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等等。同样，在创业的过程中女人必须发挥这种特质。不要再希望获取别人的怜爱和任何人的安慰，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学会在市场经济中自己爬起来，这是一种必须的能力。女性创业潜规则之爱情的力量张爱玲说女人要及时的爱，爱情对于女人是青春和活力的保障。创业中的女人也不要忘了爱情的力量。同时，爱也是广义的。你要爱你的事业、你的员工、你的合作伙伴。女性创业的艰辛女性创业比男人更辛苦，创业的目的是提高自我价值和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质，所以你付出的比男人多的多；你首先要保护好你的家庭，教育好你的子女，照顾好你的丈夫！而且你还得花经历在你的事业上，所以女人创业比男人艰辛的多，但如果其中一项你没做到，那么建议你不要创业，因为你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么你得到的肯定会更多。

杨丽萍

“虽然在市场经济下，投资者将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作为政府，建立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最重要。”1月5日，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地价的迅猛上涨，地方政府有很大责任。“政府更应该关注房地产行业中利益不均衡的问题。”

邹晓云指出，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炒起来的地价会传导到房价上来，最终由房屋消费者买单，这本身就有失于公平。“政府更应该发挥其监管的功能，把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的失控状态抑制住，以防止炒作和价格暴涨。”

虽然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撑，但专家们普遍相信，去年4万亿的政府投资资金，有相当份额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其中以国企尤其是国企中的央企频频在各地创造地王为代表。

邹晓云建议，政府投资监管环节的调控空间还很大。比如，加大国土部门与证监会、银监会合作的透明度，企业要想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者银行贷款，能不能首先通过国土部门的审批，对于那些手上囤有大量土地的企业的融资行为加以限制甚至拒绝，并对融资的真实投向进行严格的监管，以达到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开发利用。“不能有钱就买地，就贷款。”

土地市场中政府责任的另一体现应是土地制度的健全，而不是卖地冲动。

“目前，在招拍挂体制下，地方政府一家垄断供地的格局也是造成地价、房价联动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邹晓云认为，在需求方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供应方却是一家独大，很难体现其公平性。“能否让集体企业甚至个人等也来参与卖地。当然，这就涉及到根本土地制度的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严金明认为，地方政府不能将一个城市房价的高低作为这个城市繁荣与否的唯一标准。“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有这样的意识，就很容易参与到土地经营甚至炒作中来，忽视作为政府的公平性和服务性。”

严金明还指出，造成目前部分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地价和房价的暴涨，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失衡。“以北京为例。增加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并不能根本解决地价高、房价高的问题。”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有着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天然优势，资金的聚集是无可避免的，地价和房价的推高也是必然的。解决部分城市高地价和高房价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是大力发展二三线城市以及城镇化建设，以减缓一线城市及中心城市的价格压力。“如果二三线城市能够有产业可以就业，与大城市收入水平差距没有那么大，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丰富的文化设施等等，就可以留住人。”

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大约46%。每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在以1个点的速度进行，这意味每年将有1000万至1300万的人口进入城市。严金明说，如何解决这部分新增城市人口的居住问题，是个长期的大问题。

不过，严金明认为，土地是整个房地产产业链的源头，而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又决定了政府拥有土地的一级开发经营权、规划权以及出让权，“政府完全是有能力去调控地价和房价，关键还是在于想不想去调的问题。”（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01月07日 中国证券网

唐骏昨日在自己的微博中说：中国的房子都是低于千分之五基数的，不超过千分之五基数我不买房。“打工皇帝”的投资理念就是与众不同。

买房指标：千分之五基数

“我的租房理论很简单，只要我的投资回报大于百分之六就赚了，因为中国的房子都是低于千分之五基数的。”按照唐骏的解释，千分之五基数就是月租金是 房价的千分之五，“百万的房子月租金是五千的话就是合理的”！他认为：“买房时的参考指标就是这个，不是这个月比上个月又涨了！”

唐骏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房子没有卖出去的就等于没有赚钱，就像股票一样，而且房子更危险。”

有朋友问唐骏：“你为什么宁肯每个月花12万元住宾馆也不愿买房子？”唐骏给朋友算了笔账：在上海买同样质量的房子至少要花2500万元。2500 万元拿来自己投资，唐骏相信年回报率至少在30％以上，保守一点，按20％来计算，2500万元每年的回报就是500万元。而住宾馆一年才花150万元， 他从中还赚了350万元。

理财之道：看好中资私人银行

唐骏挺看重“专业理财”。据此前媒体报道，唐骏在微软期间所有收入约为1亿元人民币，在盛大4年收入约为4亿元人民币。他将几乎在微软和盛大挣得的全部收入拿来投资，其中，300万美元放在美国银行当养老金，1500万美元给私人银行做专业理财，此外便是自己亲手打理。

2009年初，唐骏委托境外银行理财的资金约1500万美元，因麦道夫事件造成的损失276万美元。但是他还是相信“专业理财”，“全年纽约股票市场与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缩水超过42%，我才30%，这就是专业理财与个人做二级市场的差距”。

然而，他更看好中资私人银行短期、高效、灵活的产品投资风格。2008年成为中资私人银行早期客户后，他尝试投资高于10%的短期3-6个月银行理财产品，把其香港私人银行分行账户的部分人民币资产转移到了中资行，令其外资行所打理的资产降到最低门槛。

目前，唐骏中资行的配置比例上升到全部资产的30%，在香港委托的资产仍是大头，占50%。而类似“分散投资”的投资模式，令其原来6%-8%的收益率提高到现在的10%-12%。

对于资金的保值增值，唐骏向本报记者列举了很多投资渠道，例如股权投资、借贷等，他曾表示一般会选择投资未上市的股票。他的投资通常都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这家公司两年后还上不了市，他便要求以一定的价格收回股票。

对于2010年投资，唐骏告诉记者，他很看好民生产业前三位的上市公司。

2010年01月06日   羊城晚报

□晨报记者 徐惠芬

朝鲜启动货币改革至今已1个多月，新闻依然不断。 4日来自韩国的消息称，人民币兑朝鲜新币的汇率在黑市上暴涨约170倍。

此外，朝鲜各市郡的工厂和企业自上月底开始对工人发放12月份工资。由于朝鲜给工人工资的数额不变，实际上带来了工资猛增100倍的效果。新年的百货商店里，挤满了购买力大大提高的朝鲜人。

人民币兑朝元节节攀升

韩国媒体4日报道称，在朝鲜启动货币改革之前，人民币1元可兑换588朝元。但现在，1元人民币可兑换1000朝元新币。

韩国媒体援引从事朝中贸易的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去年11月底实行货币改革之前，人民币1元可以兑换588旧朝元（约为5.88新朝元）。”“但进入12月以来，人民币节节攀升。12月3日，1元人民币可兑换新币50朝元，15日跃升至兑换新币520朝元，月末就逼近了1000新朝元”。

对于人民币兑朝元汇率飙升的原因，韩国媒体分析称，一是由于朝鲜贸易机构增加了年底进口，同时也是因为朝鲜当局禁止使用外汇。

但考虑到往年朝鲜贸易机构也增加年底进口，但黑市汇率的涨幅仅为20-30%，不像此次有170倍之高。所以此次汇率暴涨，主要还是由于禁止居民使用外汇所致。

顾客太多限制入店人数

另据报道，朝鲜各市郡的工厂和企业开始对工人发放12月份工资。据介绍，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工资分别为 1500朝元和 2000-2500朝元，这一数额与货币改革之前的工资数额相比，并无变化。

由于新币和旧币的交换比例为1比100，在币值改变后，工资仍保持过去的水准，意味着工资实际上增加了100倍，购买力大大提高。比如，“旧价5000-7000元的毯子”新价为“1500元”，虽然考虑到新旧币以1：100兑换，毯子的价格涨了二三十倍，但跟“涨了100倍”的收入相比，则是“大幅下降”。

由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出版的朝鲜半官方媒体《朝鲜新报》4日报道称，朝鲜的百货店元旦期间迎来大批顾客。“平壤一百”原定新年的开门时间是上午10时，但见到有顾客从凌晨1时左右起开始赶来，就将营业时间提前到早晨7时半。但顾客实在太多，下午3时不得不限制入店人数。

该店经理郑明玉说，自己担任经理13年来，今年的元旦是最繁忙的一天。

新华网北京1月2日电(记者李菲　王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指出，中国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与个体户。由于部分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

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蓝皮书指出，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
2010年01月02日   新华网

凤凰卫视1月1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还是跟耶鲁大学的金融学著名教授陈志武老师在 聊天。那么那天我还专门讲到全世界有一个经济学家的排名，全球的经济学家，前一千个里，前一千个，都是很牛的，有19个中国人，陈教授排在第202位，那 就已经是很高等的经济学家。但是我为什么给你扯这个话头？我倒想今天咱就聊聊经济学家，这些年我们都对经济学家很感兴趣。但是似乎在中国这个出来现的，上 电视的，当然你也上电视，在网上在那儿，引起民间很多不满。对吧？比如人家有一些人就说经济学家没有人格，站在什么立场说话，有一些时候，一些企业开什么 研讨会，完了之后发现这些经济学家走穴的，一个人十万块钱拿走了。我们不知道，比如说大家很多时候相信我们该买股票，该买房子，很多时候就听这些经济学家 讲，包括那些大的投行，首席经济学家，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陈志武：有几个概念上的差别，要我看中国有经济和经济师，但是没有经济学。这个差别很关键，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那么要有很多的经济师在政策上面出主意，给企业发展出主意，给整个社会出主意。但是经济学并没有完全在中国建立起来，作为一个学问。

窦文涛：有人前两年说过一句话，很难听，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就是说中国真正算得上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人。

陈 志武：这个差别主要是在于？我觉得中国以往总是把应用，在美国经济师管的内容，具体的经济政策指定和商业的策略方面的主意等等，把具体运作也看成是经济学 家要管的内容，不是这样子，这就为什么过去这些年，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30年发展这么快，发展这么多，总应该有几个中国人的研究经济学的学者 得到诺贝尔奖吧？要我看这个是完全不了解诺贝尔奖，不是经济成就奖，而是经济学奖，你必须在经济学的学问领域里边，要作出你真实的贡献，然后才够得上你去 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经济学诺贝尔奖理解为经济成就奖的话，我觉得世界上第一个应该得到的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人，就应该是盖茨，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在美国没有 任何人说，下一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应该是盖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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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统计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0年元旦献词

国家统计局局长 马建堂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向全国统计系统的干部职工，向广大统计调查对象，向关心支持统计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年的祝福！

2009年是新世纪[41.25 1.85%]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准确判断、果断决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在这一年，共和国喜迎60华诞，普天同庆，举国欢腾，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2009年也是全面开创统计工作新局面的一年。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新《统计法》正式出台，广大统计工作者深受鼓舞，倍加振奋。统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全面巩固和发展学习实践活动成果，不断强化统计体制机制建设；全力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准确的信息、科学的判断和可行的政策建议；圆满完成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扎实推进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认真实施各项常规统计调查；狠抓统计数据质量，加强统计职业道德教育，大力推进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健全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强化统计能力建设，大力加强统计法制建设，稳步推进统计信息化，着力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努力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改进统计新闻宣传工作，强化对统计数据的诠释，公开统计数据生产情况，努力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统计服务，各项统计事业取得新成绩。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对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面胜利、为“十二五”规划启动实施奠定良好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年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增大，宏观调控任务更加繁重，这对统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统计机构和广大统计人员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中心工作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具体部署，进一步加大统计改革和建设力度，认真组织实施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面推进依法统计，扎实开展各项常规统计调查，不断提高政府统计能力，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高统计公信力，积极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统计事业已进入加快改革和蓬勃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工作，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共同描绘统计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最后，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祝愿统计事业更加壮丽辉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2010年01月02日   人民网

　　对身处北京的报刊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之冬。

　　11月9日,绵延数月的《财经》之变,终于以胡舒立携团队离开收场。

　　而一年前甚至更早,作为中国新闻时事报刊中第一个走市场化的都市报,《京华时报》就发生过类似的震荡。它在当时遭遇的问题,以及8年来的经营和经历,给后来者提供了参考的样板,同时它也是某种暗示或启迪

　　《京华时报》的转制样本

　　5年前,财富正在迅速膨胀的《京华时报》,遭遇到曾经精诚团结的创业团队开始分崩离析的局面。

　　2004年6月,一手将《京华时报》发行量提升至北京首位的副总经理谭军波离职,去往重庆。三年之前《京华》创报之际,因谭军波在发行领域的名气与能力,社长吴海民特意将其从广州请到北京参与创办《京华时报》。“开始的时候,谈过个人持股。最初的时候甚至谈到了细节,说过要成立一个发行公司,拿出11%的股份给个人。但是没做成。”谭军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最终分离的原因,“后来发展太快了。盈利以后如果再给个人设计股份,就有点瓜分国有资产的嫌疑。”

　　舍弃正处级待遇与谭一道从广州到《京华时报》任总编辑的朱德付,在谭离开的同一年,重新回到了《人民日报》编制内。彼时,《新京报》创刊不久,朱德付在一次报社内部讲话中说,“有了竞争对手,我们内部才会团结。”

　　去年10月,朱德付辞职。社长吴海民兼任总编辑。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关于《京华时报》内斗的八卦消息甚嚣尘上。自此,曾经被聘来参与创业的编辑部高层大多离职。之后一年,同样市场化极为成功的杂志《财经》,又一次上演了更剧烈的“编辑部集体出走”事件,引起业界强烈关注。而《京华时报》的震荡却好像没有给业界带来警醒和启示。

　　媒体成熟后的经营瓶颈

　　2001年,《京华时报》创报,以注册企业法人的形式成为时事新闻类报纸中首位“吃螃蟹者”。8年间,市场化经营带给了这张报纸更多的活力和利益,他们也遭遇过无体制保护下的市场肃杀;4年前,这家报纸就经历过《财经》正面临的因“理念”和“利益诉求”不合导致高层创业团队先后离职。

　　谭军波、朱德付带着职业媒体人未解的体制难题离开。而创业者的离开并没有改变《京华时报》既有的格局。

　　如今,《京华时报》又一次率先站在下一个媒体的拐点——报社打算将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一起,整体上市。《京华时报》期盼着资本市场能让自己突破“天花板效应”的束缚,并由此改变媒体经营中的诸多人事权力管理难题。

　　《京华时报》已连续盈利超过三年,满足上市门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过上市,但是上市需要增资扩股,这样就会稀释我们的股权。政策上是不能允许的,上级主管部门对报社的要求是要绝对控股,决不能稀释。”吴海民这样描述报纸上市时遇到的障碍,“这一步没有做成。”

　　《京华时报》选择采编与经营打包集体上市的方式,而非已上市媒体所选择的剥离经营部门单独上市的做法。到目前为止,采编部门上市在中国传统媒体中尚无先例。“如果单独让经营部门上市会有很多麻烦,会牵涉到关联交易,证监会是不允许的。”总经理罗春晓说。采编作为报纸的核心内容部门如果未能参与上市,将无法得到股东的信任,这也是那些经营部门单独上市的媒体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并不理想的一个原因。

　　但作为意识形态性极强的时政类都市报,采编部门上市十分微妙。吴海民说,他能感觉到政策向宽松方向的发展。但现实中仍毫无迹象表明绿灯将会出现。《京华时报》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犹如八年前创刊改制时一般。

　　时至年末,《京华时报》于今年整体上市的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争取明年吧。”社长吴海民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说道。

　　扩张的体制难题

　　《京华时报》盈利后的难题不是仅有上市无门一个难言之隐。

　　事情要从非典结束后京华开始盈利说起。

　　突如其来的非典令那段时间广告主投放媒体的广告几乎为零,这份刚在市场中起步的报纸举步维艰,但同时减版减发行也降低了一份报纸的运营成本。非典结束后,创刊三年的《京华时报》伴随广告主的反弹,广告和发行开始攀升。

　　2004年之后,有投行背景的罗春晓任《京华时报》总经理。他发现“那时候报纸没什么竞争,管理模式比其他行业相比差太多”。于是他依照公司化管理的模式,设立了严格的预算结算制度,他给广告业务员制定了基本完成份额,同时控制发行数量,甚至报纸的版数,因为版数直接影响成本。同时他根据《京华时报》的读者特点,把广告市场从一直依赖的保健品逐渐转向三大家电卖场。

　　盈利后的《京华时报》广告增长额迅速攀升,直至以亿计数,很快就以年收入3亿元的广告额进入全国报刊广告16强。《京华时报》开始寻求扩张。收购其他报纸,形成向全国进军的都市报网络成为理所当然的首选方式。从2002年开始,社长吴海民就开始寻求北京以外的市场,盈利后更加大了扩张的决心。

　　他先后接触天津的《大众生活报》《渤海早报》,上海的《上海青年报》以及广西、湖南等地的都市报,甚至想要收购人民日报系统内部报刊;除此之外,他们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商洽谈了两三年想开设都市之声频道。但5年来,这一系列扩张计划全部以失败告终。

　　体制不同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对方公司化是收购的前提。作为企业的《京华时报》无法与仍为事业单位的其他报刊衔接。各类具有事业单位编制的报纸均有为其输血的主管部门,他们并不急于将自己推向市场。除此之外,《京华时报》还需要顾及投资方北大青鸟集团是否同意收购新报纸的意愿。当年,北大青鸟集团入股《京华时报》,二者各占五成股份。

　　第一个进市场吃螃蟹的报纸

　　1999年的最后一天,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家饭馆里。三十几个有着事业单位编制的报人吃了一顿有些悲壮的午餐。自此之后,他们曾供职的、由国家拨款的《中国引进时报》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名叫《京华时报》的市场化都市报。这些事业单位的员工要么选择分流,要么选择进入市场搏杀,别无他途。

　　“行业机关报的时代结束了。”在那顿“散伙饭”之后,吴海民向员工如此感慨。彼时,吴海民受命对《中国引进时报》进行市场调研,商讨转制举措。在那之前,《中国引进时报》隶属国家外国专家局,为该局拨款的机关报,报社内有几十名事业单位编制的员工。1998年初,该报通过邮局面向全国征订,只发出700份,其中500份为赠送。第二年,外专局机关决定停拨办报费,与此同时,中央也发出决定,要求各部委原则上不办机关报,原有报纸可划转到党报或党报集团。

　　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开始与其接洽,于2000年11月决定接收,并计划将其转制为一份市场化报纸。在此前后,《人民日报》曾组织对《中国引进时报》改版一事的市场调研,由吴海民负责。

　　彼时,北京的报纸数量已达到200余家,大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北京已无立足空间。但经调研分析后,吴海民发现200余家报纸除党报党刊、以及各类周报之外,具有竞争实力的都市报只有《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以及《北京青年报》。由此,《人民日报》方面决定将转制后的报纸定位为北京市场的都市报。随后在具体内容的定位上,内部再次发生争论。

　　最终,经过两年市场调查,调研组向《人民日报》递交了一份上万字的报告,并配以业外融资的可行性研究以及报社管理机制的设计草案。报告中称,据抽样显示,当时北京不读报的市民近30%,周末上升为50%,除文化素质以及习惯外,现存报纸质量较低为主要原因,潜在读者达300万人。另据分析,1990年至1997年报业广告增长额为53.8%。而当时的几份都市报内容,副刊占据一半,北京市内新闻只有一个版面左右。基于此,《人民日报》决定将改版后的《中国引进时报》更名为《京华时报》,主攻北京市内新闻。

　　报纸定位完成后,开始了从无先例的融资工作。在此之前,大多数向市场化转型的媒体均以企业赞助,成立理事会的方式进行,模糊的体制导致这些媒体最终均与资本不欢而散。“那是太麻烦的一个事情。”8年后吴海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回忆说。办公室一角放着一幅书法作品:京城第一报。

　　在与数十家资本公司谈判未果之后,北大青鸟集团正式与《京华时报》接洽。彼时的北大青鸟正面临投资的转向。“我们想别都把钱投在互联网的泡沫里了,所以转投传统行业,包括传统媒体。”《京华时报》现任总经理、当时任职于北大青鸟的罗春晓这样说。

　　经过拉锯式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由北大青鸟集团出资5000万,双方各占50%股份,《京华时报》方控股,任董事长职务。在罗春晓看来,“等于是北大青鸟借给《京华时报》2500万,如果生意做赔了,钱就不要了。如果赚了,那2500万从第六年再开始还。”罗春晓说。

　　“很多人认为上面不允许报社注册为企业。但是注册前我都问过领导部门,都同意。”吴海民回忆。2000年11月,吴海民在国家工商总局将《京华时报》注册为企业法人,成为第一个尝试企业体制的时事新闻媒体。

　　媒体人的明天与市场无关

　　一切就绪后,社长吴海民南下广州,邀请供职于南方报系的朱德付、谭军波北上创业,分别担任总编辑和副总经理。“那时候北京的都市报水准和广州相比,差五年。所以我们也看好这个市场。”朱德付说。北上创业的高管实行年薪制,朱德付当时以年薪24万受聘,与在广州时的薪水相比,翻了一番,但正处级待遇全部取消。

　　和高层团队一样,《京华时报》所有员工除社长吴海民是主管单位《人民日报》委派外,均为聘用制职工。“北大青鸟集团注资,最后咬死的一条原则是必须全员聘用。”吴海民回忆。新体制逼迫他们放弃原有的行政级别以及一切事业单位待遇,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前途未卜。

　　在创刊前两年左右的市场调研和谈判期间,原有体制内的三十几名事业单位员工,部分已经分流到国家外专局,另有几人参与《京华时报》创刊后的选聘,但因自身能力原因落选。原体制内仅少数几人经重新应聘加入新团队,一切行政级别全部作废。一些人曾围堵社长办公室,要求保留事业单位待遇,但最终未果,郁郁寡欢地离开。

　　朱德付和谭军波将广州的都市报运作方式移植北京。一边大量发掘原创性市井新闻,让报纸回归新闻纸;另一边建立了“蝗虫”一般的发行队伍,大面积扑向零售市场。作为总编辑的朱德付带领着一百多名刚刚学会电脑的准记者,迈出北京本土都市报的第一步。

　　三个月后,被认为“水准极其幼稚”的《京华时报》在一片质疑声中成为早报零售量第一。

　　而当《京华时报》大规模进入市场的时候,并无太多广告商青睐这份新报纸。缺少体制输血的报纸在半年内烧完了先期投资。“有一段时间,发行队伍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时任副总谭军波回忆。在北大青鸟的担保下,《京华时报》向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贷款3000万。

　　报纸终于因庞大的零售量开始被保健品促销广告青睐。但好景不长,非典袭来,所有商家关门闭户,消费指数一路下跌,广告成为奢谈。“最困难的时候账面上不到200万。欠人家纸费和印刷费近2000万。整体差不多亏损一个亿。”总经理罗春晓说,“非典再持续三个月我们就没戏了。”

　　否极泰来。非典过后,广告报复性增长,《京华时报》由此走上盈利之路并逐渐成熟壮大。然后巨大的利益在成就了一份报纸的同时,也改变了数位媒体人的命运。如今,除吴海民至今仍担任社长一职外,创业高层均散落各处。

　　因《京华时报》一仗成名的发行狂人谭军波,离开京华后辗转全国六家媒体,现落脚《东莞时报》任总编辑,游侠般漂泊后他再次进入体制内任国家干部。“想在主流媒体做内容,还是要回体制内。”谭军波感慨,“《京华时报》的机制很先进,但是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个人持股。大的机制没有改变,下面的机制再推动也没有用。”

　　他的好友朱德付,在2004年重回《人民日报》体制,四年后,再度出走,辞去副局级待遇,自筹资金与朋友创办《中国周刊》。“我一揽子都辞干净了。”朱德付坐在现在的办公室里说道。他以体制外的身份创办了这本杂志,“传统媒体人能够在中年全身而退,本来就是一种体制上的进步了。”他对媒体环境的理解与谭军波的观点恰恰相反。

　　然后朱德付的儿子很快要到美国求学,他对儿子的要求却很坚决,“除新闻学之外,学什么都可以。” ★

　　北青传媒:期待编辑部上市之日

　　作为共青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青年报》至今仍拥有500个事业单位编制,但在市场化过程中,这些员工同样实行聘任制,无行政级别,按岗位决定薪酬。2001年5月,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致力于打造跨媒体集团模式。集团将经营部门与编辑部剥离,为上市做准备。三年后,2004年12月 22日,北青传媒于香港H股市场上市,成为大陆首家于境外上市的主流媒体。

　　上市之初,北青传媒原计划投资电视、网络、户外广告等领域,但因政策限制,其对电视行业的投资无法实现。现已形成“十报四刊两网”的业务规模。

　　由于编辑部未能上市,而造成很多管理障碍。首先,因为编辑部与上市公司之间不能统一规划管理,编辑部门的采编业务不会为股东考虑成本控制。其次,上市之初确定了北青传媒公司每年固定将广告刊出额的16.5%作为采编费用,比例无法更改,而随着传统报业市场萎缩,此比例已越来越无法满足采编所需。第三,由于编辑部尚未彻底转企,高层领导无法持股或者获得相应激励机制。

　　在北青报社长张延平看来,他希望能够早日出台政策,将纯粹公益性以及党报党刊外的市场化媒体彻底转为企业,并允许编辑部上市。此举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破冰一步,也是传统媒体进一步市场化发展的最好方式。

　　(资料整理/杨时)

　　体坛周报:处级干部瞿优远的谋利困惑

　　1988年7月1日,《体坛周报》创刊于湖南长沙,原是湖南体委的机关报,系统内强制订阅,发行量5000份。瞿优远时任副总编辑。

　　2003年1月,体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旗下拥有已发展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体育报纸《体坛周报》(单期创超200万份),及《足球周刊》《全体育》《高尔夫球大师》《扣篮》《户外》等十余种专业体育杂志。2008年5月,体育门户网站体坛网上线。

　　从一份地方机关报,发展为领跑中国体育传媒行业的传媒集团,报社社长、总编辑瞿优远一直是领导者、开路者,报社内部上到高薪聘请的编辑,下到普通记者,无不对他服服帖帖。《体坛周报》的企业化改革之路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报业市场化的典范。

　　2007年,湖南体育局曾希望瞿优远出任副局长,但瞿优远不想离开已经壮大的体坛传媒。2009年4月,44岁的湖南体育局处级干部瞿优远被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坊间流传的是瞿优远被调查的原因都与经济有关:在报社的改制中,瞿优远推行内部股份制,私分国有资产,并以报社的名义将钱存在老家浏阳; 以及挪用国有资产,在老家创办公司。

　　在中国,市场化媒体的最高层仍必须是体制内官员,而官员是政府的职位,企业总经理则是以谋取利益最大化为己任,两者在身份与利益上的矛盾,最终导致处级干部兼“总经理”瞿优远“因经济问题”被“双规”。

　　直到现在,关于瞿优远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资料整理/唐磊)

　　财经:胡舒立“出走”与“新生”

　　2009年11月15日,胡舒立在一手创立的财经网上发表自己的“最后一篇”博客:“将来怎么办？我当然有初步的设想和安排,但图景并不很清楚,还要再走再想再谋。”胡舒立和她创办的《财经》造就的媒体传奇就此终结。

　　很多人认为,胡舒立率团队出走《财经》这一事件,本质上与许多知名企业家一样,他们让濒临倒闭或者一穷二白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国企固有的僵化体制束缚了他们进一步发展,他们力图通过管理层持股、IPO等众多方式取得团队自身利益的实现。

　　当这条路走不通时,胡舒立选择了出走。

　　据相关人士透露,“在事件爆发之前,胡舒立曾经向《财经》总编辑王波明提出过三个要求:一是采编团队持股;二是挂靠新的单位(《财经》杂志之前挂靠在全国工商联),改变法人代表,成立新的财经杂志公司;三是引进小股东。”对于这三个条件,王波明同意了第一个,但对后两个不同意。

　　最后一次谈判的破裂则直接导致了胡舒立率团队出走。

　　现在,知情人透露说,胡舒立将创的新杂志“将根据最新的文化领域改革的精神来确定股权等一系列架构。目前除了方风雷旗下的基金外,还有联想下属的弘毅投资进入,而采编经营的核心团队将持有股份,其中胡舒立名下有5%的股份。”

　　(据公开报道整理)【作者：杨时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皮尔·卡丹商标“一女二嫁”变得愈加扑朔迷离。截至目前，法国皮尔·卡丹仍未正式公布收购方。

尽管以卡丹路董事长孙小飞为首的四温商捷足先登，率先与法国皮尔·卡丹签订收购皮具商标，并汇去定金，但接近四温商的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银行汇给法国皮尔·卡丹的收购款，法方表示没有收到。这让上海中服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中服）全部收购的可能性加大。

皮尔·卡丹商标鹿死谁手仍处于悬念中。

收购款“不翼而飞”

欲速则不达。孙小飞等四温商率先发起的皮尔·卡丹中国部分商标收购案，正遭遇突然变故。

接近孙小飞的温州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孙小飞等温商收购皮尔·卡丹商标，中间出现了变故。他们已经向法国皮尔·卡丹汇去收购款，但是皮尔·卡丹那边说没有收到付款。”

据孙小飞此前透露，卡丹路早在2009年4月27日就与皮尔·卡丹签订了意向协议，意向协议签署后，2009年5月份，孙小飞等向皮尔·卡丹支付了600万欧元的定金。随后在7月8日和9月9日，又分别签署了临时协议和正式协议。

正式协议签订后，孙小飞等人通过银行向皮尔·卡丹汇去3330万欧元收购款。但是，法方表示没有收到这笔钱，这为四温商收购皮尔·卡丹商标蒙上不祥的阴影。

上述人士表示，这笔3330万欧元款项是从温州市工商银行汇出，而银行方面也向四温商出具了钱已经汇出的证明。

这使得事情变得蹊跷起来。

此前，上海中服方面透露，皮尔·卡丹与一家温州企业于2009年7月初签署了皮具商标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商标转让总额为3700万欧元。并表示，卡丹先生早在6月份已交接600万欧元，收到的款项是以“贸易”名义从国内汇出的。

上海中服表示，从外汇管理制度而言，温州商人购买商标而汇出的款项性质应该是“投资”款，而借用“贸易”名义以规避外汇监管，实际上已经构成违规。

银行已发出汇款，但法方表示没有收到。其中存在一种可能，由于孙小飞等在向皮尔·卡丹进行外汇出境支付时，使用了虚假名义，从而导致这笔款项因违反外汇管理制度被“扣留”。

对此，本报记者多次联系孙小飞及本次收购另一重要主角温商陈小飞，但均未接通电话。

之前，在回应上海中服的指责中，孙小飞表示，收购皮尔·卡丹商标时，温州市发改委、温州市外经贸局曾专门就此召开了协调会，并明确告知不用到国家发改委进行立项审批。而打到法国的数千万欧元，亦未被外汇管理局告知不合规矩。

孙小飞最后的搏杀

2009年的皮尔·卡丹中国区商标收购战中，四个温州客和上海中服互相较劲，上演了一出出恩怨情仇。

据记者了解，为运作收购皮尔·卡丹大中国区皮具、服装、皮鞋等部分商标使用权，孙小飞等四人已在温州成立了温州诚隆股份有限公司。

之前，收购皮尔·卡丹是以卡丹路的名义出面，以孙小飞为主导。在诚隆股份公司成立后，收购主体就此变更，而收购款项也是以诚隆股份公司的名义经过银行汇出去的。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应维胜告诉本报记者，开发区已经给诚隆股份公司提供了办公楼，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然而，本报记者在开发区现场采访了解到，皮尔·卡丹采购中心项目用地尚未批下来。

当四个温州客身陷“汇款门”，孙小飞等人因付款问题使收购受阻，上海中服的机会就越来越大了。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上海中服方面表示，该公司与法国皮尔·卡丹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仍然坚持全部收购皮尔·卡丹大中国区所有商标使用权，即使孙小飞等温商与皮尔·卡丹签署了协议，也不会影响上海中服的收购步伐。“也许他们也不可能拿到部分商标。”

据了解，与四温商相同，上海中服方面也是抱团收购，其背后是20多个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一级代理商，这些代理商与上海中服多年合作下来已经有默契，其销售网络等方面较孙小飞等更具优势。

另外，尽管孙小飞等人与皮尔·卡丹签署了收购协议，但是该协议也要涉及到商标的使用权和代理权的变动，而且目前皮尔·卡丹的商标一直为上述20多家代理商经营，如何处理商标使用权买断后与代理权的冲突，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2009年12月31日    华夏时报 张旭 应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