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相信国内消费不足吗？
张军
谬误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我们今天在经济领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命题，因为不断被重复，久而久之就成为定论了，大家也就都相信了。这几年说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典型故事。现在，不仅媒体上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言论，甚至很多官厅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也都认同和接受了这个似是而非的判断，相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今天，从上到下似乎有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的增长非要靠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才有出路。这个论断已经在前不久还写进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
我们真的相信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吗？很多人会拿出国际参照值作为证据。例如，很多人发表文章都无一例外地提到，消费占GDP的比重，世界的平均值是70%，发达国家是75%，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2007年的数据，中国是48.8%。而且这个占比还在逐年下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曾在《财经》上发表文章提到“2007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跌至历史最低点36％”。而渣打银行有限公司研究部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它们的测算，中国“2009年，消费占GDP的36%”。不知道罗奇的数字是否包括了政府消费在内。不过，即使把政府消费考虑进来，那年的最终消费率也不超过GDP的一半。总之，正像有些境外媒体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消费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可能是最低的”。
我们先不讨论中国的消费支出（以及对应的投资）在数据和统计上的潜在问题。试想一下，假如世界消费占比的平均值是70%，中国可以如此大幅度地偏离这个平均值而经济居然不出问题吗？长期以来，我们早已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对待中国经济，毫不费力地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统计描述，而全然忘记了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原理。不错，各个经济体之间在很多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上会存在差异，但从道理或逻辑上它们不该过分地偏离这些指标的均值。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的经济可以是个例外或者可以与众不同，那十之八九该是我们过于自信了。经济世界该没有这么回事。
可是，离谱的事情就这样还是发生了。从国家公开的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值，而且 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这个占比还持续向下走，平均而言，几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三十年前，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都在60%以上，而直到90年代中，这个比率都基本稳定在60%强。
那么，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怎么可能在90年代中之后像过山车一样突然开始下冲了呢?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自己还没有更好的解释。既然统计上显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了，人们自然就会从那些约束家庭消费开支的收入上去寻找答案了，毕竟统计上显示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没有下降。于是，现在流行的解释便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差距不断拉大，居民消费的开支出现了减缓的趋势。2009年7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公开表示，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影响消费占比下降的重要因素。
但这个解释面临很多问题。收入差距扩大不仅本身存在一个定义模糊和度量上的问题，而且它只是一个关于相对收入的度量，并不反映绝对收入的变化趋势。另外，从收入差距上解释消费占比的下降还面临另外一些问题，你必须假设家庭的大部分消费需求不是刚性的。而面临更多的刚性消费支出项目应该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的典型特征。实际上，用收入差距的扩大来解释的应该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趋势才对。
90年代之后，由于体制改革和局部的市场化，原来由政府开支或企业包办的基础教育、医疗和住房开始部分进入市场，居民家庭也因此开始承担这部分的支出责任。由于这些开支是居民的刚性需求开支，因此局部市场化之后，居民在这些方面上的消费开支只会大幅度和持续地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
以住房这个中国家庭十年来最大的消费开支项目为例，现有的统计系统处理居民住房支出的方法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彭志龙提供的数据，2008年中国居民自有住房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消费，居民全部住房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7.9%。我相信，这个数据严重低估了中国居民住房消费开支的真是负担。低估这个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对中国居民的自有住房的所谓“推断租金”（imputed rent）没有得到恰当的估计和统计。在国民账户系统中，居民购买住房的巨额开支不能被纳入当期消费开支的范畴，从而居民对自购自有住房的消费开支只能作为隐含开支来处理（因为自己不对自己支付房租）。因此，作为一个核算原则，居民对自有住房的消费开支通常是通过估计“推断租金”来纳入统计的。所谓“推断租金”就是把一个与该自有住房在品质、大小和地段等很多方面都相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年租金作为这个自有房屋的参考租金。可是，由于中国房屋租赁市场很不发达，有关住房租金的资料严重匮乏，的确很难获得恰当合理的推断租金数据。因此，在我们的统计中，中国城乡居民每年的自有住房消费开支实际上是按成本法计算的，也就是居民的自有住房消费开支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以及物业管理费的加总。考虑到中国的自有住房比例高达90% 这样一个事实，仅仅这部分的居民消费开支就很难不被低估。
实际上，居民住房消费开支的统计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其它的服务消费的开支领域。比如在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消费方面，由于供给的不足和巨大的需求压力，中国的居民至今仍然面临政府管制价（即政府制定或政府审核的收费）与黑市或灰市价（即地方或部门单位自己制定的收费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而由这个差距代表的那部分居民服务消费开支肯定未被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居民的金融服务消费和保险服务消费开支日益增长，但现有的数据资料非常有限，统计部门多数情况下只能用借助于一些相关的指标来进行推算。所以，可以预料，相对于产品型的消费开支统计数据，中国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在统计上被严重低估就不可避免了。即使估计政府消费支出的财政支出数据，也可能只是反映了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情况，很难包括政府其他项目的支出范围。实际上，在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名目繁杂，同一功能的支出项目可能分散在完全不同的类别和科目中，很难将行政事业费的支出数据准确调整和转换为GDP核算所需要的数据资料。
我曾经撰文提到，与消费支出数据被低估的情况类似，投资支出的数据被高估的情况也不容忽视。在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媒体的记者）是不能够很好地区分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两个概念的。情况常常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额往往被简单地作为支出法计算的GDP当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了。这几年，总是很多人说投资已经占到GDP得60%了，其实这个投资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额，不完全反映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我猜想，被媒体高度关注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的这一“不良”现象，很大一个原因是投资支出的数据中混杂了不断得到开发和交易的土地的价值。按照惯例，土地的交易价值不应该被包括在GDP的统计中，这是因为用于土地征用和交易的费用并不形成社会的固定资产。但是，我们在统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则的确是包括土地征用、购置及拆迁补偿等这些巨大的费用的。但由于它们不增加社会的固定资产，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统计口径下应将它们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扣除。
有意思的是，对于住房，居民购买住房的巨额开支不能被纳入当期消费开支，但另一方面，由于“推断租金”的基础资料不足，居民的住房消费开支则又被低估。这还只是居民服务消费被低估的一个方面。而在投资支出方面，由于征地、拆迁和土地交易价值的费用越来越大，地方和有关部门在报告统计数据时常常高估固定资本的形成额。实际上，按照标准的支出法统计的GDP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像很多人印象中的那么高，而且这些年来也没有大幅度地、持续地上升。
由于经历了计划经济几十年的统计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企业和单位统计报告系统和组织。这套组织系统比较适合从产值的角度来核算GDP。因此，时至今日，中国的GDP核算主要还是依赖生产法进行的而且这个核算具有很好的稳定性。相对而言，用支出法（甚至用收入法）核算GDP的难度就大多了，而且支出法核算GDP还要依赖对城乡居民的家计抽样调查，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面对和获得企业和行业部门的产值（包括增加值）数据比较单一，而要调查获得各级政府、城乡居民以及各种类型的经济主体的开支数据则复杂多了。
事实上，很多人在谈到十年来中国的投资和消费相对于GDP的变化模式时，实际上他们使用了在定义和口径上并不一致的数据来源，而且没有去考虑统计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消费开支的困难所导致的扭曲。每当我看到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以及相应的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占比数据时，总是心有余悸的。
回想在90年代之前，我们的经济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的经济一样，经济活动和结构还都显得十分简单。国家的统计制度还应付得过来。进入90年代之后，经济不仅稳定增长，而且结构变化迅速。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速度和城市化的进程日新月异。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显著的增长，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务农农民的减免和补贴与日俱增，对城镇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规模也越来越大，更不用说新一代消费主义阶层的崛起、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概言之，我们的经济比其他发展中经济变得复杂多了，而且复杂得太快了。我们的统计当局使用的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分类方法不再能满足经济变化的要求。即使政府的消费支出也因为分类的层级多少而无法全面涵盖。怎么去恰当和适时地捕捉经济的变化，准确描述出经济变化的模式，给我们的统计当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当然了，对于一个变化迅速的经济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统计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许真正让我感到好奇的不是一个可能被错误地组合起来的“占比”最初为什么会出现，而是这样的“占比”这些年来为什么总是不断地被夸大并信以为真。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12月31
